本欄上期談高科技的醫療時代,臨終時,在眾多機器下,不容易過世。可是社會的資源有限,誰來決定如何診治?討論在美國媒體很常提到,所謂「Death Panel(死亡小組)」的問題。

台灣的情況,應該也有不少類似的地方,有些或許更厲害。最近報章或 e-mail 流傳柯文哲醫師在華嚴學會受邀請,演講「生命的春夏秋冬」。他這篇演講報導跟最近這專欄的討論有關。

從柯醫師演講看來,台灣臨終時無效及浪費資源的醫療還是相當多。雖沒談及台灣健保制度的因素,想應該也會有類似上幾期所談的利益衝突,就是「錢」的因素。台灣醫療生態最近 2、30 年來有相當巨大變化,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認為健保的給付是最大的原因之一。   

「文化」差異可能也很重要。柯醫師說病人死亡當天還洗腎、照 X 光,以及癌症末期臨終時,還送到重症病房急救,跟上幾期談美國無效的醫療或浪費資源的的情況類似,有些則不甚相同。

在台灣,對柯醫師所說的:「很多無效的醫療 ,只是救給你看,怕被你告」。感到非常奇怪或該說是諷刺,醫療變成裝模作樣或應該說是「演戲」。

演戲醫療還有另一套,在我知道的歐美日等國家可說聞所未聞。他說「有幾位名人,人已經等於走了,葉克膜也拆下來了。等會總統要來,葉克膜又裝上去,院長也要來,所以不能拿下來」。

把葉克膜拆下又重裝上去,這種演戲的醫療,演給誰看?總統、院長、家屬或媒體?從柯醫師的演講口氣,不是他的決定,那演戲的命令又是誰下的?主治醫師必須「遵命」?在國外的醫療界人士,若不親眼看到柯醫師這演講報導,大概不會相信有這樣的怪聞。

柯醫師演講中還說的一個例子,家屬把癌症末期呼吸急喘的父親送去急診,再轉到外科加護病房,4 個小時候後父親過世了。這情形在美國一樣也發生,上兩期討論美國的醫療的「希望的代價」及「死亡小組」時,就一再地討論過度及無效的醫療,使美國的醫療變得昂貴無比,看來台灣也漸漸有如此趨勢。

另外還有台灣人對死亡觀念的文化差異也是一大原因。父親死後,女兒經過護理站時,跪下來跟醫護人員說,「謝謝你,沒有讓我爸爸死在急診走廊裡」。台灣還有另一習俗,有些相反的意味,必須在家中死亡。社會風俗的習性及觀念,增加一般醫療及臨終照顧的複雜性。

最感到悲傷的是柯醫師演講中談到台灣社會的仇恨太多,人與人(醫病間)沒有互信。不只是上述的臨終急救而已,當然也不只有醫療界才有這類缺乏互信的現象,整個國家的各種行業及層面,都有不少類似的情況。

他說在急診室急救,看到家屬拿出錄音筆來質疑來存證。柯醫師演講中還談不少其他沒互信的例子,對明知絕不能救活的病人,醫師為何還要給予急救?他說顯然因沒互信,而有「就救給你看,怕被你告」,真浪費不少的資源。

最近台灣對此類醫病間的沒有互信的報導不勝枚舉。之前看到賴其萬醫師所寫的《拯救台灣醫療 人人有責》(自由時報7-29-2012),看來台灣的醫病間不能互信已相當嚴重,已須「拯救」的地步。    

當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台灣的醫療會到此地步,原因很多。賴醫師舉一病例,癌症診斷時已是第四期,病家懷疑醫師造假,醫院因此可以得到健保更多的給付。不只對醫界不信任,不少病家,甚至一般社會好像已經到「仇視」醫療界的心態。
台灣社會及醫界為何會淪落到如此地步?賴文列出一些原因,對「少數醫界敗類的不法行為」一項,特別感到可悲,醫界不能只靠自律。

從上面提到各種的情況,更覺得上期討論的所謂「死亡小組」,在台灣可能更有意義。必須先聲明上期討論所謂的「死亡小組」本只是一些人反對美國政府類似全民健保措施,怕會由一小組決定如何限制診治,稱此小組為「死亡小組」。

我從好的一面來討論,希望把「死亡小組」促成為一不代表醫療界或健保的組織,這樣可以避免這兩機構的利益衝突。這樣較無包袱,可以少主觀多客觀性,更可跟病家討論臨終時的診治。

如柯醫師所說病人已經不能救了,總統或院長要來看本已快死的病人,「死亡小組」可幫忙,跟病人或家屬討論,或告訴總統、院長的幕僚,這樣應該可以減少這這類不需要的診治,這豈不是「死亡小組」最有意義的功能。

當然我心中的「小組」太理想化,在實際上操作非常困難,尤其在緊急狀況下更難發生效果。如何選擇成員,社會大眾能否接受都很困難,在台灣不會例外。

(封面圖片來源:.ash via photopin cc

小兒科名譽教授朱真一

小兒科名譽教授朱真一

聖路易大學小兒科名譽教授,
台灣大學醫學院醫科畢業,
柏克萊加州大學營養學哲學博士、小兒科及小兒血液及癌瘤學訓練
小兒科名譽教授朱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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