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 09 月 24 日 
本欄上期談高科技的醫療時代，臨終時，在眾多機器下，不容易過世。可是社會的資源有限，誰來決定如何診治？討論在美國媒體很常提到，所謂「Death Panel（死亡小組）」的問題。
台灣的情況，應該也有不少類似的地方，有些或許更厲害。最近報章或 e-mail 流傳柯文哲醫師在華嚴學會受邀請，演講「生命的春夏秋冬」。他這篇演講報導跟最近這專欄的討論有關。
從柯醫師演講看來，台灣臨終時無效及浪費資源的醫療還是相當多。雖沒談及台灣健保制度的因素，想應該也會有類似上幾期所談的利益衝突，就是「錢」的因素。台灣醫療生態最近 2、30 年來有相當巨大變化，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認為健保的給付是最大的原因之一。
「文化」差異可能也很重要。柯醫師說病人死亡當天還洗腎、照 X 光，以及癌症末期臨終時，還送到重症病房急救，跟上幾期談美國無效的醫療或浪費資源的的情況類似，有些則不甚相同。
在台灣，對柯醫師所說的：「很多無效的醫療 ，只是救給你看，怕被你告」。感到非常奇怪或該說是諷刺，醫療變成裝模作樣或應該說是「演戲」。
演戲醫療還有另一套，在我知道的歐美日等國家可說聞所未聞。他說「有幾位名人，人已經等於走了，葉克膜也拆下來了。等會總統要來，葉克膜又裝上去，院長也要來，所以不能拿下來」。
把葉克膜拆下又重裝上去，這種演戲的醫療，演給誰看？總統、院長、家屬或媒體？從柯醫師的演講口氣，不是他的決定，那演戲的命令又是誰下的？主治醫師必須「遵命」？在國外的醫療界人士，若不親眼看到柯醫師這演講報導，大概不會相信有這樣的怪聞。
柯醫師演講中還說的一個例子，家屬把癌症末期呼吸急喘的父親送去急診，再轉到外科加護病房，4 個小時候後父親過世了。這情形在美國一樣也發生，上兩期討論美國的醫療的「希望的代價」及「死亡小組」時，就一再地討論過度及無效的醫療，使美國的醫療變得昂貴無比，看來台灣也漸漸有如此趨勢。
另外還有台灣人對死亡觀念的文化差異也是一大原因。父親死後，女兒經過護理站時，跪下來跟醫護人員說，「謝謝你，沒有讓我爸爸死在急診走廊裡」。台灣還有另一習俗，有些相反的意味，必須在家中死亡。社會風俗的習性及觀念，增加一般醫療及臨終照顧的複雜性。
最感到悲傷的是柯醫師演講中談到台灣社會的仇恨太多，人與人（醫病間）沒有互信。不只是上述的臨終急救而已，當然也不只有醫療界才有這類缺乏互信的現象，整個國家的各種行業及層面，都有不少類似的情況。
他說在急診室急救，看到家屬拿出錄音筆來質疑來存證。柯醫師演講中還談不少其他沒互信的例子，對明知絕不能救活的病人，醫師為何還要給予急救？他說顯然因沒互信，而有「就救給你看，怕被你告」，真浪費不少的資源。
最近台灣對此類醫病間的沒有互信的報導不勝枚舉。之前看到賴其萬醫師所寫的《拯救台灣醫療 人人有責》（自由時報7-29-2012），看來台灣的醫病間不能互信已相當嚴重，已須「拯救」的地步。
當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台灣的醫療會到此地步，原因很多。賴醫師舉一病例，癌症診斷時已是第四期，病家懷疑醫師造假，醫院因此可以得到健保更多的給付。不只對醫界不信任，不少病家，甚至一般社會好像已經到「仇視」醫療界的心態。
台灣社會及醫界為何會淪落到如此地步？賴文列出一些原因，對「少數醫界敗類的不法行為」一項，特別感到可悲，醫界不能只靠自律。
從上面提到各種的情況，更覺得上期討論的所謂「死亡小組」，在台灣可能更有意義。必須先聲明上期討論所謂的「死亡小組」本只是一些人反對美國政府類似全民健保措施，怕會由一小組決定如何限制診治，稱此小組為「死亡小組」。
我從好的一面來討論，希望把「死亡小組」促成為一不代表醫療界或健保的組織，這樣可以避免這兩機構的利益衝突。這樣較無包袱，可以少主觀多客觀性，更可跟病家討論臨終時的診治。
如柯醫師所說病人已經不能救了，總統或院長要來看本已快死的病人，「死亡小組」可幫忙，跟病人或家屬討論，或告訴總統、院長的幕僚，這樣應該可以減少這這類不需要的診治，這豈不是「死亡小組」最有意義的功能。
當然我心中的「小組」太理想化，在實際上操作非常困難，尤其在緊急狀況下更難發生效果。如何選擇成員，社會大眾能否接受都很困難，在台灣不會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