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甄選醫學生的制度已多元化，絕大部分的醫學生仍是高中剛畢業。先上 2 年的醫預科，再進入醫學院「正科」，這 4 年正科，相當於美國醫學院的 4 年。台灣還有 1 年的「實習醫師」制度，不過最後 1 年的實習醫師既將廢止，畢業後實行一新的台灣特有的醫師訓練制度。

最近我有機會回台訪問了幾個醫學院，甚至也參與一些醫學生的教學，雖只上幾堂課，從醫預科到 5～6 年級及一些實習及住院醫師的教學都有，最主要的是認識台灣的醫學教育在轉型中。

醫學院現在有較自由彈性的課程設計，其中我覺得讓醫學生早早有機會體驗臨床醫學以及多研習醫病關係課程最有意義。有的醫學院甚至於醫預科時，就有課程要求學生從一年級開始接觸臨床醫學，這些學生只是高中剛畢業。

上幾期談過台灣的醫病關係，互信的程度非常低迷。提早體驗臨床醫學對未來的醫師應很有意義。一位主持的教授說；「要讓學生們了解醫療社會的實際情形，避免學生們以為醫療社會是一個完美的『烏托邦』。」

學生若發覺當醫師不是自己所想像的醫療社會中的一份子，或與自己的興趣、性格多方不適合時，可提早退出習醫的選擇，避免浪費時間及資源。

從前學制很僵硬的年代，到了高年級時，不能轉系，不少人鬱鬱不樂。有人自動退學重新參加大專聯考進入別的科系。有些學生因種種原因，勉強讀完醫學院，以後從未從事醫療工作，浪費自己的寶貴時間及社會的大量資源。

上述情況，到底還是很少數，對絕大部分的醫預科或醫學院學生，不會因此打退堂鼓，這經驗應該有好處。我常一再地想，上醫預科或基礎醫學科時，若有多些臨床的經驗，是否會有不同的學習態度？「知識到要用時方知少」，或該說「方知讀書讀不對」，可因此「讀得較對」？

如何讓醫學生提早體驗臨床經驗？在美國教學還未退休前，有時接到醫學院轉來的要求，有些醫學生、讀醫有興趣的大學生甚至高中學生，要求跟隨我看病人及迴診。當然只是來觀察而已，有人稱之為 “shadowing”（如影相隨）。

或許只是客套話，他們常說跟隨我一趟很有意義，尤其對自己將來的職業生涯的選擇。不過這種觀摩畢竟不是全盤性及有計畫性的措施，只是學生們自動自發地要求，主要為自己前途來考量。

最近到台灣的醫學院訪問，有一醫學院安排一類似的課程，我覺得很有意義。醫學生自大一的醫預科開始就安排有特定的老師作為「臨床醫學的師父」，帶領學生參與臨床經驗，當然仍是觀摩，觀摩經驗應很有用，不過有「害」嗎？

這個課程的設計是從一年級開始。據主辦者所說開始時選修，試驗了幾年後，選修者越來越多，最近幾乎所有的學生都選這門課，明年起將變成必修。我深深地認為「身教」會在這課程扮一重要的角色，值得多談。對以後醫師的好壞，或本欄中常說的「良」「名」醫之別。

以我自己從前的經驗，雖不那麼早，較晚些的醫學院四年級下半年開始，有臨床觀摩的機會。學生間常會互相討論某些住院或主治醫師的種種作為，「身教」不管好或壞都會影響我們學生以後的行醫行為。所以想到上述的「師父們」的挑選應該要有如何的標準？

身教是影響醫師以後行醫最重要的條件之一，越早的身教經驗，不管是好是壞，影響力可能越大，影響一生。

我當學生時（1960 年代），我很敬佩台大內科幾位早期日據時代畢業的教授們。我想他們應該是深受日據時代老師們的身教影響，師承從前老師的身教，也傳承他的身教給他指導的學生們。我深信這身教會再由他們的學生們繼續傳續下去，有更深遠的影響。

宋瑞樓教授一向教導學生看病要認真仔細，對疑難要有研究心。他的身教影響了他的弟子們，我只是學生時代的觀摩，就感受到宋教授的身教的真實感。 

內科教授中，劉禎輝教授也影響我很深。我後來選血液科當專門，多少是受他的影響。當我四年級暑假選去內科觀摩，那時血液病人最多，觀摩劉教授最多，對他的博學及認真照顧病人最敬佩景仰。

我對外科一向不喜歡，甚至可說有「偏見」，很可能是因為最早經驗中，一外科教授的門診中，聽那教授如何「公開」地跟病人遊說不要在台大醫院開刀，到他家中的私人診所的好處。教授無視醫學生在觀摩，引起我很大的反感。

影響醫師行醫行為的最重要因素是給付制度及訓練過程中的身教。最近回台訪問醫界，像上面的討論，醫學院的教師們大多認真傳道、授業及解惑，但是從同樣的老師們口中聽到不少訓練完後非常令人困擾的行醫行為，這給付制度大有問題？

身教如上討論有好有壞，自己碰到壞身教的老師可說不少，應該也是提早醫學生體驗臨床經驗值得討論的另一話題。  

（封面圖片來源：Stanford EdTech via photopin cc）